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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平之子跨文化传播语境下中国新西部电影传播思路探析

摘 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文化传播的应用空间愈加广泛,中国新西部电影延续了传统西部电影的发展,曾经也有过骄人的成绩,但是近几年却处于低迷的态势,在国内外电影市场的影响力都比较小。本文主要通过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分析新西部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发展状况以及面临的传播困境,运用跨文化传播的知识,对新西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进行探索分析:新西部电影应打破文化定势,拓宽视野,培养新西部电影“把关人”,在文化对话中积极开拓电影题材。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新西部电影;传播思路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9-0000-03

中国西部电影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早是由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于1984年提出。中国西部电影,有的专业著作上也称作“中国西部片”,“是一种以中国大西北独特的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人文意蕴为底色的中国电影类型片。”[1]西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不仅使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获得认可,而且还引领了国内电影创作的走向,使得一大批中国电影人相继投身于西部电影的创作,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红高粱》《菊豆》,陈凯歌的《黄土地》,吴天明的《老井》《人生》等,这些影片至今仍被中国电影人奉为经典。但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电影政策改革、财力不足、创作活力枯竭以及人才向发达地区转移等因素,西部电影逐步走向衰落。

21世纪初,随着两部“新西部电影”代表作品《美丽的大脚》与《图雅的婚事》相继在国内外获得大奖,更具探索精神与复杂身份的新西部电影出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为新西部电影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2003年,西部电影集团制作的一部艺术纪录片《大话新西部电影》中首次提出了“新西部电影”的概念。2009年,时任西影集团总裁的延艺云在《新西部电影策》中对“新西部电影”进行阐释:“将时尚的审美潮流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相结合,将资金运作和市场运作相结合,塑造具有品牌效应和市场效应的集合性的文化品牌。其中的关键是将资金运作和市场运作相结合。”[2]新西部电影虽然沿袭了西部电影的精神内核,但是也有其独特的创新之处。“‘新西部电影’与传统西部电影的分野在于,它不再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西部电影概念,而是彰显着新时代内涵的,兼具大众商业文化色彩并融合西部文化元素,进行跨地域合拍,着眼于泛亚、全球视野的民族电影文化形态。”[3]

在王全安执导的电影《图雅的婚事》获得第五十七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之后,国内许多电影人对新西部电影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是近年来,新西部电影的发展却是处于一种低迷的态势。在国内电影市场,新西部电影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在艺术价值与商业成效两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不仅如此,中国新西部电影在国外市场更是无人问津,就连近几年观众最为期待的王全安新作——《白鹿原》,也仅仅只是获得了第六十二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提名。由此可见,新西部电影在对外传播方面不及传统西部电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西部电影不再以宏大的历史变革为背景,叙述方式多为单线叙事,艺术风格也较为平淡,在娱乐至上的现代社会,情感起伏小、叙事节奏缓慢的影片很难吸引观众。此外,“新西部电影走类型化道路,这很容易使西部的地域特征、文化风貌沦为影片背景,失去独特而宝贵的艺术价值。”[4]新西部电影要想拓宽传播与发展之路,可以学习传统西部电影的传播思路:在遵守相关政策以及保证电影质量的基础上,可以先进入外国电影市场,在获得国际影坛的认可与良好口碑之后,以此作为宣传手段,再转入对国内的传播。

20世纪40年代后期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兴起,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西方国家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凸显,跨文化传播的应用空间也愈加广泛。新西部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与文化载体,可以结合自身特点,运用跨文化传播学科知识,来规避缺点,放大优势,使其在国外电影市场的传播更为有效和广泛。

一、打破文化定势,拓宽视野

“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把定势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定势好比是‘我们头脑中的画面’,代表的是一种过分简化的意见、具有影响力的态度和不加鉴别的判断。” [5]294定势有两种类型:社会定势和文化定势。 “文化定势指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或跨文化实际交往中对不同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成员的笼统的,简单的看法。”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定势是由于文化熏陶、媒体、从众效应这三者的结合形成的。 [6]由于人受到族群、教育、地理、语言等各种因素的干扰,很容易对某一群体或事物形成文化定势,文化定势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它还存在于群体的各个方面。就新西部电影而言,关于“西部”的概念,从传统西部电影开始,就一直没有非常清晰的界定。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受地理条件的制约,中国的西部地区一直处于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状态。在传统西部电影的呈现中,它也一直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模式,如《黄土地》中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双旗镇刀客》中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老井》中干旱贫瘠的西北山村,《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愚昧落后的封建制度等。这是因为“西部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演变,西北自身的特点符合了当时电影创作纪实主义潮流对纯朴自然的追求。”[7]这使得国内外的观众对西部电影产生了文化定势,不仅限制了新西部电影的题材发掘,而且也限制了新西部电影的对外传播。新西部电影的传播应该突破传统西部电影在地理与文化上的桎梏,展现“新西部”崭新的时代风貌。因为自西部电影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西部”的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提到西部,第一时间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定势便是:贫穷落后。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建设青藏铁路等工程的成功运行,现在的西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部的经济已经飞速发展,基础设施完善,西部人民不仅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而且其思想觉悟、价值理念等精神层面也较之前具有很大进步。因此,新西部电影导演在进行创作时,应打破在传统意义上对西部地区的文化定势,要结合如今西部地区的发展,重新赋予“新西部”更为准确的定义,创造出更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西部电影,以此展现出中国西部的新风貌,使新西部电影的文化内涵更为准确丰富,以促进新西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二、培养新西部电影“把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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